连日来，放宽生育登记结婚限制一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据记者梳理，目前，全国包括四川、陕西、广东、福建在内的四个地区已放宽了生育登记的结婚限制，“非婚生育”人群权益也因此得到保障。安徽在相关《办法》的征求意见稿中，也提出了拟放宽生育登记限制的条例。
各地为何先后调整生育登记制度？生育登记制度调整后，会带来哪些变化？生育登记制度改革是否有助于人口登记数据系统系列改革？2月2日，天目新闻记者采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杨成钢做出解读。
生育登记“脱钩”结婚：一场应时之变
生育登记与结婚“挂钩”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上世纪80年代，国家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把控制人口增长提到了战略高度。这一时期，夫妻必须办理结婚证并获得怀孕指标、拿到准生证后才能生育；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准生证制度才转变为生育登记制度。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为方便人口管理，生育登记仍要求男女双方具有合法的婚姻关系。如今，对生育登记制度进行调整，是顺应国内人口变化趋势的表现。“在生育意愿、生育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优化人口政策，激励人们更积极按政策生育。”杨成钢指出。
不过，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不能简单理解为鼓励“非婚生育”，宋健接受天目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非婚生育”的合法性需要相关法律进行规定。四川省卫健委相关处室的工作人员也在媒体采访中表示，新版《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并非鼓励不结婚生孩子，而是为了保证“未婚先孕”人群的权益，让其进行生育登记后就享有一些妇幼保健的服务。
“生育登记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包容‘非婚生育’等非传统生育行为，有利于母婴权益的保障。”宋健说。
据《光明日报》报道，生育登记与医院建档、产检以及医保报销相关。因此，取消部分生育登记限制，也是落实女性权利的做法，有利于非婚母亲更从容地面对怀孕到分娩整个过程。
另在某些地区，生育登记与孩子的落户、入学和就业挂钩，“如果不放开结婚限制，可能会剥夺非婚生子女的社会权利，在法理上站不住脚。”杨成钢告诉天目新闻记者，反对歧视非婚生子女的理念贯穿中国婚姻制度的始终，“1950年至今，《婚姻法》几经修改，‘非婚生子女享受与婚生子女同等权利’的表述却从未改变，也就是说，国家不允许将孩子按照出身划分为三六九等，强调每个人的公民权益都能得到保护。”
因此，生育政策的包容，不仅指生育数量层面的包容，还体现为对生育行为和生育选择的包容，“类似未婚先孕、非婚生育等情况都应处于包容范围内，这反映出我们的社会正在向更尊重生命个体、更能够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方向演变，体现了人类婚姻文明、生育文明的变化趋势。”杨成钢对天目新闻记者说，调整生育登记制度后，还需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为非婚生育家庭在教育、医疗等方面提供全方位保障。
放宽生育登记制度，会改变人口负增长现状吗
有网友疑惑，放宽生育登记结婚限制，是否能够提高民众生育意愿？杨成钢认为，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并不是取消了生育登记结婚限制，就会强化生育意愿。”
2022年，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是1.3，低于国际社会通常认为1.5的警戒线，被认为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相关监测亦显示，中国今年的出生人口和生育水平仍然呈现走低趋势。
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内较为复杂的婚育现状——平均初婚年龄推迟，晚婚率、不婚率、离婚率及未婚同居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大幅上升，“未婚先孕”“奉子成婚”“私生子”等现象增多，这一背景下，取消生育登记结婚限制也是为了解决现有问题，而非提高个体的生育意愿。
“在生育登记中取消结婚与否和生育数量等前置条件，是将生育登记制度回归其原始登记和服务的职能，有助于政府部门掌握更准确的生育等相关数据，是对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的贯彻执行。”宋健表示。
换个角度来说，“非婚生育”情境下，男女间虽不存在婚姻关系，无需履行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却仍有共同抚养子女的责任。以此倒推，出于现实层面的考量，非婚同居者的生育意愿也不会因为放宽生育登记制度而提高。
“无论从法律道德，还是文化习俗来说，中国都主张婚内生育。很少有人会希望孩子在残缺的家庭中长大，因此，真正考虑是否生育的人，也不太会面临‘非婚生育’问题。本次调整生育登记制度和他们关系不大。”杨成钢指出。
《南方周末》曾报道称，生育行为并非草率或随机发生，它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主观决策过程，导致生育率下降的，除了人口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种族及其他社会、文化变量之外，家庭收入、育儿成本等经济因素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从这个角度来看，提高个体生育意愿，关键在于提高人们养育子女的能力预期，并满足其情感需要。更为重要的是，“扭转以往在人口正增长，特别是在人口快速增长时期形成的管理思路和工作模式。以方便育龄人群为出发点，以提振生育信心和生育水平为目标，梳理和改变与人口新形势不适宜的规章制度和做法。目前在保障非户籍人口的教育、住房、就业权益等方面还有较大空间。”宋健认为。
生育登记制度调整，有助于数据系统的系列改革
“我国以往在人口登记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利用方面还做得不足，生育登记制度的改革将有助于登记数据系统的系列改革。”宋健告诉天目新闻记者，人口登记数据是重要的人口动态数据来源，是对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等静态数据来源的有效补充，在世界各国均得到重视。
我国向来重视人口监测，据国家统计局，我国已经分别于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2020年开展了七次人口普查。目前我国的国家周期性普查制度中，人口普查每10年进行一次，尾数逢“0”的年份为普查年份。“除此之外，国家每5年还会进行人口小普查，统计系统每年也会做人口抽样调查。”杨成钢告诉天目新闻记者。
宋健指出，人口数据是进行人口形势判断、趋势预测和规划制定的基础，生育和出生更是决定负增长现实下未来人口发展的关键因素，做好出生和生育登记有助于把握人口出生动态，为预测人口形势和制定相应的社会经济政策奠定基础。要准确掌握人口变动方向，关键要保证统计数据准确。
数据失真或遗漏可能由两方面原因导致：一方面，计划生育严格推行时期，生育登记等相关的行政登记制度在登记时附加了部分条件，例如，超生家庭若不缴纳罚款，孩子将无法落户；另一方面，不同类别的数据由不同部门主管，如生育登记数据由卫生健康部门主管，户口登记数据由公安部门主管等，出现部门统计数据不一致的现象。
“如果各部门间数据相差过大，对政策制定和实施都会产生影响，一个小数点可能导致上百万人牵涉其中。”杨成钢表示。
因此，简化登记程序、去除附件条件将有助于人口数据更准确，宋健告诉天目新闻记者，除了生育登记制度外，其他部门的死亡登记、婚姻登记、户口登记等相关登记制度也应该在人口新形势下做出改革，去除附加条件，回归行政登记的本来职能，还原数据的真实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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