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沿岸婚嫁礼俗随着时代的进步，向着开放、喜庆、典雅，隆重和时尚发展。
一、提亲
提亲，俗称“说媒”。旧时，男婚女嫁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媒人是婚嫁中不可替代的关键人物，也叫“红娘”或“介绍人”，多为中老年妇女。媒人大都能说会道，对周围相邻未婚男女比较了解。正式说媒前，首先要筛选和比对，确定门当户对的保媒对象。首先要看个人条件入，如年龄、身高，长相、健康状况和个人能力等；其次要看家庭人口，住房，家产等经济条件；再次要看双方脾气性格、社会地位、为人口碑等。说媒的另一种形式是受男方或女方之托（一般个人不好直接求婚），这种上赶着求婚的方式，不论男女谁主动，最后都是男方出面托媒人，不然会遭乡邻议论。
除上述条件，男婚女嫁还带有鲜明的历史烙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男女双方都顾忌家庭成分和政治面貌，一旦与“地富反坏右”沾上边，家庭和未来深受其害。很多“地富反坏右”子女，男子婚姻成了老大难，有的花钱外地买媳妇，有的无奈娶残疾人，为此打光棍的也很多；女子婚姻也很不幸，有的被迫“换亲”或“转亲”，有的为高攀“根正苗红”的人家而凑合低就，从而造成一代人的悲剧。
受时代影响，人们的婚姻观念和择偶标准随着社会发展变化。民间顺口溜“50年代嫁英雄，60年代嫁贫农，70年代嫁军人，80年代嫁文凭，90年代嫁富翁，00年代IT户，10年代拆迁户，20年代想爆富”。还有什么“一工厂，二商店，小学教员看一看，至死不嫁庄稼汉”等。近年来农村女青年找对象要求男方具备“三子”，即城里有房子（楼房），家里有车子（轿车），手里有票子（存折）。这些新潮观念成了说媒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时尚婚嫁理念，逐渐取代传统婚恋观。自由恋爱已经成为婚恋主流，同时婚姻介绍所，各种征婚、网恋，青年联谊会等婚恋形式层出不穷，说媒的作用逐渐弱化，多数只流于形式。
二、见面
见面，也叫“相亲”。旧时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婚姻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直到洞房花烛夜，新郎新娘才能见到对方。新中国成立后，新《婚姻法》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双方可以见面相亲。一般是在媒人的安排下先由女方家长或女孩见一见男孩本人，俗称“侧见”。如果同意，再由男方到女方家里去正式见面。见面时，男方要由有经验的直系亲属陪同，见面过程中事怎么做，话怎么说，遇到僵局怎么破解，全凭其前后周旋。见面时还必须带上一定数额的“见面礼”。随着时代发展“礼”的规格也是水涨船高。有“六六大顺”（六千六百）、“一心一意”（一万一千）、“十全十美”（十色礼物，每色十数）。
见面时间多安排在下午，其间，除了接受女方七大姑八大姨的评头论足之外，最主要的环节是男女两人单独见面，进行简短的语言交流。随后由媒人将“见面礼”交给女方父母，女方一般不全收，要回去一部分。这种相亲的形式，安陵民间俗称“见面”。到此，男女婚姻基本确定下来了。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男女青年在婚姻问题上的独立意识不断增强，一般不再片面地听信媒妁之言，也不再仓促地一见而定终身。他们更注重对方的思想品行和才能、相貌等个人因素，一般都先“打听”，再“侧见”，然后才正式“见面”。所谓“打听”，即通过亲戚、熟人等社会关系，暗中打听了解对方本人及家庭各方面的情况，从多个角度进行“刨根问底”式的立体考察，以防止偏听偏信或上当受骗。所谓“侧见“，最初的形式是按照媒人的约定，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如集市、庙会、商店等处，远距离地打一个照面，男女双方并不直接进行语言交流。后来发展得又人性化了一些，改为在亲戚或媒人家里见面，除了看相貌外，还可以简短地说一会儿话。使双方有一个初步的感性认识。在打听过程中，如果遇到别有用心或与对方关系不好的人家，肯定会极力贬低，甚至说得一无是处，民间叫“踹锅”或“打破头血”，一般不多见；如果遇到不愿多事或与对方关系密切的人家，也可能抱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老好人心态，光说溢美之词，而回避或掩饰对方的真实情况。
为了进一步了解对方，改革开放以来，男女双方认识以后，都不急于正式相亲，而是在相互接触中先谈谈看，俗称“处着”。一段时间后，感觉相处的可以，再行相亲见面，走程序。
三、认家
认家，也叫“定亲”。经过见面相亲，男女两家若无不同意见，便可进入正式订婚程序。旧时订婚两家要通“龙凤大贴”，虽非官方所发，却是公认的婚姻文书，相当于现在的结婚证书。此后，男女双方无特殊情况不能悔婚。
上世纪60年代时兴定亲后买衣裳，并逐渐成为定亲过程中一道固定的环节。安陵这一代一般要去景州或桑园，少数也有去德州的。女方由本家嫂子或其他女性亲属陪同，男方也必须去见多识广的亲属负责照应。男方像仆人一样拿着买好的东西，一边是兴高采烈，一边是小心翼翼，既担心准备的钱不够而露怯，又怕礼数不周惹对方不满意。60年代买衣裳一般只花几十块钱，70年代末长到一百多元。改革开放以后，买衣裳这一环节逐步被新颖的“大包干”形式所替代。所谓“大包干”，就是男女见面相亲时，把见面礼和买衣裳的钱都折成现金，开始是六百六，六千六，后来发展到上万元，甚至更多。
相亲之后女方要到男方家“认家”，也叫“认门”。时间由双方商定，女方本人在婶子、大娘或嫂子的陪同下，专程到男方家里去做客。这一天，男家会像过节一样喜庆热闹。亲戚族人齐聚做大席，表示喜庆和欢迎，并借此一睹未来媳妇的芳容。认家定亲要摆大席，过去在男方家里安排，现在一般都去大饭店招待。爷爷、奶奶和父母以及姑、姨及大娘、婶子、嫂子等近亲属，都要给女方数额不等的认家礼钱。
定亲后，男女两家以亲家的名义相互来往，逢麦收前、中秋节和春节，男方要到女方家送礼并看望和慰问。农忙时男方要到女方家帮助干活。此间若女方悔婚要退回男方礼金和贵重物品；若男方悔婚，女方一般不退。民间约定俗成，沿袭至今。
四、登记
旧时男女成婚没有登记之说，以“龙凤大贴”作为婚姻凭证。结婚年龄没有成文规定，民间一般十五六岁就结婚。新中国成立后，实施《婚姻法》，办理结婚登记成为婚嫁中不可缺少的法定程序。上世纪70年代为配合计划生育工作，县革委会规定每年的“五一”、“十一”和元旦为结婚登记日。年龄要求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上。由于结婚登记有困难，出现了许多先结婚后登记的非法婚姻。1980年《婚姻法》修改后将法定结婚年龄调整为“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并领取《结婚证》方才成为合法夫妻。相关职能部门将每月的最后一天定位结婚登记时间。
运河沿岸一代流传“登记不登空”的习俗。办完结婚登记手续后，女方不能空手而归，必须象征性的买一些东西。过去一般都是由亲属陪同去县城、桑园或德州大商场选一两件衣服，由男方付款买下。现在青年男女思想解放，已不受这些礼俗的束缚，只求爱情甜蜜。
五、会亲家
“会亲家”是婚礼的前奏和序章。此前男女两家来往全靠媒人从中牵线搭桥，会亲家让双方家长坐下来面对面交流沟通。时间一般安排在婚礼前的半个月左右，大都在下午。男方父亲或其他男性长辈在媒人陪同下带着礼品和礼金去女方家里专程拜访，商讨结婚事宜。
会亲家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沟通和协商婚礼过程中的一些具体事项。俗话说"十里不同风，三里不同俗"，一般有以下几项：（一）接亲车辆的行走路线和到达时间；（二）婚礼当日要来的男女宾客数目及礼金标准；（三）有无挂帘子、拿钥匙的程序，如有需给多少小礼；（四）何时拉嫁妆？催妆礼多少？；（五）婚后回门的接送；（六）其他注意事项等等。这些风俗上的各种讲究，事无臣细，都需要在媒人的协调下，逐项进行了解并确定下来，以便于男方提前做好相关准备。
会亲家的另一重要事项是由男方家长给女方父母送礼，礼金多少没有具体定制，因时因地制宜。上世纪80年代，安陵这一代会亲家礼金只有几百元，后来涨到四、五千元，前些年增加到了一万八九或两万多元，近期已攀升到六万六千元以上。当然，按当地风俗，会亲家礼金女方不能照单全收，而要退回男方一部分，以示亲家之间的礼尚往来。此项礼金的主要用途，名义上是帮助女方购置嫁妆，实则是对女方家庭经济上的一种资助。俗话说“礼多人不怪”，而个别礼薄的吝啬人家，常常为此闹出纠纷，甚至不欢散，造成婚姻破裂。除了礼金之外，男方会亲家时还要带上四色礼或六色礼，还有喝酒的菜肴，而女方则要准备几个热菜和主食，以便于双方亲家在推杯换盏的气氛中进行沟通和交流。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家庭直接在饭店安排就餐，既提升了档次，又省去了许多繁琐，而用餐的费用必然由男方买单。
六、娶亲
娶亲，运河沿岸俗称“结婚”“娶媳妇”，女方习惯上叫“打发闺女”。“结婚”是人生最激动人心，最幸福难忘的大事。当结婚进入倒计时，男方先派人去送催妆礼，有24个大馒头、馃子、点心若干，“离娘肉”（猪五花肉）10斤左右，肉中间要割上一刀，放在二人台的食盒里，一并送到女家。一般都是和接亲的队伍一起在乐队吹奏下到达女方家，先行抬嫁妆。根据女方家境贫富不同，陪送的嫁妆丰俭有别。旧时送嫁妆都放在桌子上，下面用红布围住，两侧穿上抬杆，由抬夫用肩膀或双手抬起行走。一桌嫁妆被称为“一抬”，嫁妆多少按“抬”计算。
除了送嫁妆外，新娘还要按照婚礼习俗梳妆打扮。旧时都是由新娘的母亲或儿女双全的“全合人”办理。一边说着祝福的吉祥话，一边抹粉、搽脂、涂红、描眉、点唇。新娘的传统礼服是上穿绣花红袍，颈戴项圈，腰缠飘带，足蹬绣鞋，腕戴手镯，指戴戒指，下着绣花彩裙和红裤，最引人注目的是头上戴着象征吉祥的凤冠，一身红色，喜气洋洋，雍容华贵。现代女性更注重于时尚靓丽的流行风格。如今遍布城乡的影楼、美发厅、美容院，从盘头、化妆、婚纱到照相、录像实行一条龙式的系列服务，使新人的婚前装扮更加便利，也更符合大胆前卫的时代潮流。
古往今来，新房都是婚姻成功的首要条件。贫寒之家，从孩子幼年时即开始省吃俭用，攒钱盖新房。按照"东大西小"（左上右下）的传统规矩，将儿子的结婚用房设在父母居住的老房西屋，或者安排在老宅的偏房里，意思是方便儿媳更好地侍奉公婆，其实也是因家庭盖不起新房的无奈之举。经济条件优越的人家，要请木匠师傅打几件家具，这是旧时乡村里一道独特的风景，家具上或雕刻、或镶嵌、或手绘各种图案，蕴含着对新婚夫妇的祝福。墙壁用白灰粉刷一新，屋顶用竹竿、芦苇和花纸吊顶，俗称“扎虚棚”。炕沿和墙上用壁纸贴上墙围子，炕上铺上新苇席，炕梢头码放着新棉被，窗户贴上"喜鹊登枝"的红窗花，使新房给人喜庆祥和的新感觉。
除了准备新房，男方家庭还要提前发请帖，定花轿，请厨师和忙活人，并选择合适的地点搭帐篷，盘锅灶，采购物品，以备酒席之用。同时，打扫庭院，摆放家具，贴上大红喜字和对联，家庭内外洋溢着一片喜庆气氛。
娶亲前一天，新郎在本村“演礼”。所谓“演礼”，就是请来戏班子通宵达旦地唱大戏。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多数都是请铜管乐队（当地叫洋鼓洋号）助兴演奏。即日晚上，新郎要十字披红，胸戴金花，在鼓乐伴奏下登门拜访家族长辈，而长辈们则要给红包表示祝贺。乐队还要在新房里尽情演奏，谓之吹新房。此时鼓乐齐鸣，加上不时的鞭炮声，声震夜空，一片欢声笑语，“演礼”达到高潮。
建国之初，婚礼基本沿袭旧俗；上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受“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许多旧俗悄然消失。娶亲的花轿被大车或自行车所取代，婚礼程序也大为简化。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时兴用汽车接媳妇，近年来随着经济条件的提高，迎亲排场越来越大，豪车当头，车队越来越阔气。包括抬嫁妆在内那些浩浩荡荡的人力轿夫，全都换成了一辆辆崭新的轿车。
拜堂仪式是婚礼的重头戏，喜庆热闹。婚车临门，先由喜公公围着婚车燃放鞭炮，意即崩崩煞气，然后新郎抱着新娘下车，新房院里放一张供桌，新郎父母端坐两旁，首先新娘改口，公婆要高声应答，并分别给千元以上的红包，谓之“改口费”。然后在司仪的主持下，一拜天地，二拜父母，最后夫妻对拜。建国前后均为跪拜，后来逐渐改为鞠躬。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类专业婚庆公司相继涌现，主持人妙语连珠，插科打诨，使婚礼过程高潮迭起，令人耳目一新。
拜堂仪式结束后，由女性"全合人"将新娘送入洞房。先洗脸，再喝合欢酒，然后吃饺子。这时有人问“（饺子）生不生”，新郎和新娘都要说“生”（意即生孩子）。旧时风俗，吃饺子时新郎单脚蹬在炕沿，腋下挟一把笤帚，并将笤帚扔到炕里，意即给新娘立规矩。结婚当晚新人不能自己铺炕（床），而必须由儿女双全的婶子或嫂子来承担，并在被褥的四角撒放红枣、花生、栗子等，寓意“早生贵子”和“插花着生”。婚后第二天一早，新人携供品到祖坟去上香磕头，共同祭拜先人，意为新媳妇认祖归宗。回来后，再由婶子或大娘带领，登门去给家族长辈“上拜”，受礼的长辈要给拜钱，并寒暄一番，以便于日后相互往来。
七、回门
“回门”是整个婚姻程序的最后一项仪式。古时雅称“归宁”，专指女人婚后回娘家探望父母。时间选在婚后第九天，象征地久（第九）天长。按运河沿岸旧时风俗，婚后第四天，新女婿携带礼品陪新媳妇一起回娘家，拜见岳父岳母及女方亲属。此次归省，新郎新娘不得在娘家留宿，须当天来回，俗称赶“三顿饭”。婚后第九天，女方娘家来人接（搬）闺女回家，谓之“搬女”。婚后一个月，女方娘家再次来接闺女回家，谓之住“对月”。民间自古流传“娘家父母要看闺女脸色”的说法，闺女回门时，如果有说有笑，高高兴兴，表明其婚后生活是快乐幸福的；而如果愁眉苦脸，甚至哭鼻子抹眼泪，则意味着其对女婿或公婆并不满意，然而，生米已做成熟饭，父母也只有劝导和安慰的份了。
回门风俗沿袭至今，但内容和形式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回门一般改为第二天，俗称“紧三天”；并流行“爹接娘送”的风俗，更彰显了舐犊情深的浓浓亲情。娘家人来接，婆家一律置办酒席予以厚待，第三天来送时亦然。作为婚后亲家间的首次来往，婆家一般格外重视，不仅好烟好酒盛情款待，而且要邀请一些社会名流或近门当枝出席作陪，以尽显地主之谊，让亲家满意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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